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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间隔几十年后中国人又把阿富汗宝藏引入中国在故宫展览时，中阿商贸金桥网专门写了一篇介绍文章【经济大潮中的文化守夜人，孜孜不倦的实践、研究】，以弘扬那些历经辛苦坚持让人类文明闪烁的人们。

　　带着课题到阿富汗的中国学者收获颇丰，美中不足行李不跟趟。

        （阿富汗总理阿卜杜拉对中阿商贸金桥网梁主任说，阿富汗人非常欢迎你们正在进行的工业建设并鼓励参加更多的战后重建）

　　当我们从贫穷、困苦的作茧自缚中解脱出来，开始发展生产力找到康庄大道、又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后，物质发达带给我们的享受成为主流意识。经济发展裹挟着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似乎一个人的创富能力成为成功的唯一指标。只是慢慢发现，这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

　　

　　我们一直追赶的偶像或者是心里暗暗学习的族群、国家，已经早发达了很多年甚至好几个世纪，却有大量的学者潜心学问，并且代代传承，积累丰厚。譬如考古、佛教，法国人、日本人显然领先。所学有限，印象中法国人在这方面持之以恒，有一批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日本人是不甘人后、奋起直追，很有建树。

　　

　　经济发达会被大众追捧的话，文化丰厚一定是被精英尊敬。不分国度和职业。假设要举一个例子，阿富汗是最好了。这个因内外战争而破败、掉队的国家，由于沉淀着历史文化的承载，各路考古、文化学者早就一头扎进来，做起了艰险、孤独的探索，遗憾的是，这里面没有中国人、直到邵学成博士的出现。

　　

　　邵学成：中央美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研究员，美国UCLA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阿富汗佛教和考古，关注丝绸之路上的宗教艺术。

　　

　　介绍这位博士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偌大的中国没有几个关注阿富汗这个邻居的人，更没有人关注那里的佛教艺术。且不说这个国家皈依伊斯兰已经一千三百多年。非常高冷的地区、高冷的学科，邵博士一做就是很多年，也正因为有他的坚持，才有了在这一领域的发言权，中国人在这个学科上有一席之地。这个价值和意义，未必任人都能知道。

　　

　　经过几天繁忙的文化交流研究后，他们还要拜会阿富汗副总统，毕竟上下共同推动文化交流和项目递进才更有力量。摘一段邵博士对阿富汗文化的描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来细看全貌。

　　带着课题到阿富汗的中国学者收获颇丰，美中不足行李不跟趟。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后院的夏天）

　　古代阿富汗与世界的物质文化交流

　　

　　1937年哈金进行的贝格拉姆地区持续的考古发掘以及该遗址出土的遗珍，成为当时轰动全世界的发现，阿富汗考古成为全世界焦点。这批文物有来自当时罗马帝国控制地域的玻璃、青铜器，来自印度的象牙雕刻，以及来自中国的漆器、丝绸等物品，让人们看到了当时公元1—2世纪左右阿富汗与周边国家地区频繁的物质文化交流的面貌。可惜的是，该遗址中未见阿富汗本土制造的产品。物质文化交流背景下的阿富汗自身的文化选择，也是考虑其历史时期的重要因素。贝格拉姆的发掘贯穿整个二战，也是阿富汗第一个被完整发掘的遗址。

　　

　　二战前后法国本土沦陷于纳粹铁骑，在阿富汗考古的垄断权益也受到蚕食，一直被拒绝入境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也在生前最后一个月在美国人的帮助下进入了喀布尔。法国的考古协定出现了松动，虽然其影响力还在，只是等待新的命运裁判。二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开始朝着冷战方向发展。

　　

　　不久，日本、意大利、苏联、美国考察队在中亚和西亚开始活跃起来，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学科兴趣，使得各国学者对巴米扬遗址的研究重点和关注程度有所不同。尤其是日本和意大利两个二战中的战败国，虽然经历了一番周折才获得海外考古权利，但从长远意义上讲，他们的研究活动应该受到更多重视。因为这两国曾经对中国研究倾注大量精力，二战后无法继续原来的汉学、藏学、东方学等研究，这些研究学人兴趣的更改，使得中国文化研究的烙印再次被镌刻在阿富汗研究上。我们所熟悉的图齐、水野清一、江上波夫等学者，开启了新的阿富汗研究历程。他们几乎都是在中国的田野中成长起来的，原本也没有中亚知识背景，但凭着研究热情，很快对亚洲几乎所有的宗教石窟进行了简单调查，在掌握更大范围考古学材料数据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巴米扬石窟。

　　

　　尽管如此，意大利和日本考古队还是要绕开法国队进行考古作业，他们发现位于阿富汗东南部、靠近巴基斯坦，从喀布尔到加兹尼这一区域存在印度教与佛教建筑文物相混合的现象。这也是汉文资料最为丰富的区域，从法显、玄奘、慧超等人的记载中也得到验证，一方面表明了地区信仰的复杂状况，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巴米扬周边地区后期佛教衰落，一种新兴的密宗美术开始传入的面貌。这些深刻地影响着阿富汗佛教美术的面貌，已经很难再从中观察出犍陀罗文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法国、苏联对阿富汗境内北部地区的希腊化和贵霜时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改变了人们对该地区的历史印象；1964年巴克特里亚地区希腊化的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西方史料的记载，为研究希腊化文化在远东地区的传播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1964—1978年的考古发掘中，大量的希腊文物出土，法国国内对于阿富汗考古兴趣也发生了改变，从佛教考古逐渐倾向于希腊—罗马考古，阿富汗北部地区因而成为DAFA后期的工作重心。

　　

　　同时苏联考古队对于巴克特里亚地区贵霜时代的遗址进行了调查。1977年蒂拉丘地墓葬遗址的发现解决了从希腊化时代到贵霜朝的过渡问题，阿富汗的历史由于地下资料的发现得以整体串联起来。这批游牧民族的墓葬实际发掘了6座，出土了2万多件金器，一些文物可以看出希腊化-罗马文化的影响，同时，代表游牧民族审美的造型美术也得以体现出来，各种文化混合在一起......

        带着课题到阿富汗的中国学者收获颇丰，美中不足行李不跟趟。（阿富汗普通民众对书籍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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