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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野清一先生（1905-1971）是中国学人太熟悉的人物，《云冈石窟》是其代表作，去年在中国再版。殊不知，他同样是阿富汗考古学艺术史中重要的一位学人，其编辑的阿富汗考古系列也是世界石窟寺考古的经典。早年的水野先生对阿富汗并不感兴趣，1928年从京都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利用中日东亚考古学会交流机会到北京留学一年，和周作人、容庚、陈桓、马衡等人交往密切，时常跑到王府井东安市场喝喝红茶、到古玩市场捡捡漏，也利用空暇在秋冬季节到内蒙古进行田野考察，前后又去朝鲜、中国东北、内蒙古做田野考古工作，主要研究中国的史前文明和新石器时代。本来一条纯正的考古学直男路线，因为佛教石窟寺考古，人生际遇变化了。

　

　 

　（去田野考察）

　

　京都大学校长、“日本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为了对抗法国在阿富汗的考古学垄断（1922—1952），强力促成水野先生和长广敏雄（1905-1990）合作对中国北方的响堂山、龙门、云冈石窟进行了考古学石窟寺调查，获得中国石窟纪年和图像学的一手资料。这是因为阿富汗与中国血脉相连，佛教石窟寺有很多共通之处，阿富汗传世文献和文字资料的稀薄，需要从中国获得大量旁证。这些不光彩的半殖民地考古，以及考古学初期发展的问题，也是上个世纪学术研究受政治影响的特色。

　

　滨田耕作于二战结束前逝去，留下很多遗愿和未尽的事业，其中就包含对于等待时机成熟对阿富汗的开拓研究。战败后收缩回国内的日本考古学界面临僧多粥少的困境，也在积极寻找机会重返世界。他们曾想过再次来中国考古调查，但那时候的政治情势和学人感情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很多政治思潮和研究活动纠缠在一起。被中国委婉拒绝后，迫于无奈的水野清一为追求东亚文明的起源和日本考古学的突破，决计对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考察，挺进欧美学界长期盘踞的核心区域。日本首次在阿富汗的调查基本沿着原法国考察路线进行探查，调查了法国发掘过的贝格拉姆等遗址，努力的进行思考研究。为防止不必要麻烦和法国提出意见，这批“战败国”学人仍然战战兢兢的保持低调，水野清一没有进行考古发掘，尽量不触碰法国队的考古利益。后期才逐渐扎根考古开始发力研究，拼上了所有生命能量。

　

　阿富汗的考古和理论研究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大多数的公众还是没有机会参与，而展览则是增进交流理解的机会，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因而策划阿富汗展览进入日本、介绍给日本民众认识也是学人们筹划很久的事情。在这次展览前，水野清一已经基本踏遍了阿富汗的田野，对于阿富汗考古学文化和佛像起源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法国队贝格拉姆的“佛教题材”进行辨识，摆脱了一些旧思想的束缚，近乎完全放弃了包含佛教因素影响的观点，相当于否定了之前法国人的研究。从此在阿富汗研究中，正式揭开了宗教考古美术以中日法代表的中西方辩论的序幕。上个世纪，水野先生先后组织了7次对于阿富汗的调查，后病倒在犍陀罗田野中，1971年去世，壮怀激烈。

　

　学者的尊严是要靠学识和胆识获取，水野先生是一个扎实严谨的考古人，自己从初知时的并不感冒，到近些年了解阿富汗后才愈觉得真切，默默地跟随他考古的足迹延伸着自己的学识。回想大学时候多半喜好他的搭档长广敏雄——那种富于联想的浪漫着的装饰多彩，现在也更知道平淡的生活中一直炽烈工作着也是一种情怀，即使有时候不被人理解、被误解，也无需辩驳，努力工作便可舒解苦闷，因为阿富汗的研究工作需要太多的努力去做、去说。作为一个考古人，水野先生对阿富汗和中国土地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思想和足迹踏遍了两国的古今田野，他的报告文字和很多栖息这片土地上的两国人一样朴实无华，只在安静中满足生长后把自身的营养汲取出来传承给后人。在水野之后，一批专注于丝绸之路的考古学家成长起来，考古学作为人类学的存在的概念也得到更多的阐述，可惜的是现在时局动乱，在阿富汗田野考古基本不太可能。

　

　 

　

　（水野先生对阿富汗和中国土地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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